閒話休題

問題為何不在書桌﹐你們還不明白嘛﹖

社協
圖片來自《蘋果日報》
近日社區組織協會公佈了一項有關貧窮家庭兒童的調查﹐當中提到八成學童沒有自己書桌做功課﹐引來了作家健吾的注視和評論。有見及此﹐遂撰《健吾,請你搞清楚,問題不在書桌!》一文評析之。此文一出﹐果然一石擊起千尺浪﹐有一位名為小妤的作者在《熱血時報》嘗試反駁鄙生﹐說明書桌不是「必需品」(Necessity goods)﹐以及「自力更生」的重要性。看見作者如此超凡卓絕的理解能力﹐以及完全捉錯用神的反駁﹐簡直令人拍案驚奇。

問題在沒位放書桌
為甚麼是捉錯用神呢﹖在上一篇文章中﹐鄙生已很清晰指出社協的訴求﹐是敦促政府加快公屋興建速度﹐解決貧窮戶的住屋問題。現在的問題是﹐那些貧窮家庭不是有沒有錢買一張書桌﹐而是他們的家…沒‧位‧置‧放‧書‧桌﹗

作者小妤拋出一大堆高中經濟學知識﹐去論證書桌不是「必需品」﹐不過這更讓人懷疑她根本連當日的報導和鄙生拙作都沒看完。她是否想告訴大家﹐因為書桌不是「必需品」﹐所以貧窮戶家庭平均居住面積只有101呎就沒有問題﹖現在貧窮家庭面對的問題﹐是政府即便為貧窮家庭每人購買一張新的書桌﹐他們的家也放不下﹐作者跑去論證政府有否義務為貧窮家庭每人購買一張新的書桌﹐有甚麼實質意義﹖

上篇文章標題為何叫「問題不在書桌」﹐是因為「八成貧童無書桌」只是用來凸顯貧窮戶的擠逼居住環境的指標﹐以及這種環境對貧窮戶學童學習的負面影響。誰不知道他們沒書桌不能在飯桌和睡床上溫書做功課﹖難委有些人像發現新大陸一樣提出這種天才建議﹐現在那些貧窮戶學童不也正在這樣做嘛﹖

是故﹐問題的重點﹐一直都是人均3.3平方米的居住環境算否擠逼嘛﹖即便他們放學後跑去圖書館自修﹐居住環境擠逼的問題還是解決不的﹐更不要說作者不斷叫人不要依賴政府之時﹐那些公立圖書館其實也是政府花公帑和經營了。
有趣的「必需品」定義
文章更有趣的地方﹐是作者對於「奢侈品」的定義。需知道社協不是要求政府為貧窮戶住豪宅﹐而是快點搬上公屋﹔另外﹐將現時人均面積5.5平方米或以下的住戶列作「擠逼戶」的﹐是政府的房委會。作者既然說得公屋有如「奢侈品」一樣﹐倒不如先說說現在的公屋單位有多「奢侈」吧﹖

另外﹐如果我們用作者分辨「必需品」和「奢侈品」的三個原則的話﹐相信連教育和住屋都是她眼中的「奢侈品」﹕
(1)人沒得住沒教育﹐不是不能生存﹔
(2)沒得住和沒教育﹐是可以在生活很艱難的時候割捨
按照這個邏輯﹐香港現時的義務教育和公共房屋是「奢侈品」﹐政府不少公共資源﹐如基建﹑文娛康樂設備也可以算作「奢侈品」﹐而作者又認為政府沒有義務為居民提供「奢侈品」…這是否意味著她反對政府興建公屋和義務教育政策﹑應該把球場﹑圖書館全數關掉﹖

文章又不斷鼓吹「自力更生」﹐高呼「想要,就自己去爭取,不要靠別人給你」。作者是否忘記了香港納稅人口只有約190萬﹐那些沒有交直接稅的港人﹐也或多或少使用著政府用公帑補貼的公共資源呢﹖作者那一句「自力更生」﹐有否明示或暗示沒交稅的港人﹑幾百萬公屋居民﹐都是不交稅白吃公帑呢﹖

欠缺宏觀眼光看民生問題
歸根結底﹐作者或持類似論點的人﹐問題不在甚麼「涼薄」﹑「魚蛋論」﹐用這些道德判詞批評他們﹐也沒有實質意義。因為問題的核心﹐是他們不懂得從宏觀經濟學的角度去觀察香港的民生問題﹐而且忽略了這個社會總會有些人﹐因為際遇或者其他因素(如﹕經濟轉型)﹐而令他們即使再多努力也無法改善生活水平的。

以香港為例﹐香港七十年代沒有普及教育﹐而五十至八十年代是工業化時期﹐八十年代後工業北移後經濟轉型﹐這批製造業工人也因此出現結構性失業(structural unemployment)﹔即使他們之後再獲聘用﹐也只能從事低技術工種。又例如香港轉型成為知識型經濟後﹐沒有讀書天份的年青人﹐很早便被香港帶有精英主義色彩的教育制度淘汰﹐而香港經濟結構比較單一﹐大部份人也只能從事技術含量要求不高的內需服務業。若將一些貧困人士說得不想「自力更生」﹐這是不公道的說法。

至於住屋問題﹐這幾年香港樓市過熱﹑房租年年攀升﹐不少人的工資根本追不上通脹﹐即便是接受過大專教育的白領都叫苦連天﹐何況主要靠低技術工作謀生的貧困家庭﹖如果有人認為單靠鼓吹「自力更生」﹐便可以解決香港貧困家庭﹑乃至全港人的住屋問題﹐引用網上術語﹐那人的想法真是「離地」。

福利的功能
最重要的是﹐有些人似乎不太明白福利制度的主要功能。撇除所有道德光環﹐福利何解又被人稱作「社會安全網」﹐因其主要功能有三個﹕一是濟弱扶傾﹑二是授人以漁﹑三是「維穩」。有些人尤其是經濟右翼和商界﹐都不明白「扶貧」和「維穩」其實是一體兩面﹐建立健全的福利政策﹐有時反過來對管治和營商環境有利。

我們以港府的公營房屋政策為例﹐它是在石硤尾大火後才開始大量興建徙置區的﹐為甚麼﹖因為大火後有很多災民流離失所﹐而當時又有不少難民從內地湧入。俗語時常有云「安居樂業」﹐貧民若立錐之地也沒有﹐何以安身立業﹖只需解決了貧苦大眾的基本住屋需要﹐才能釋放他們的生產力﹐同時也促進了社會的安定。這也從某程度解釋了﹐為何一直主張「積極不干預」的港府﹐自五十年代後卻一直致力興建公共房屋從不間斷﹐因為這是一種雙贏的「維穩」政策。

經過時代變遷﹐公屋的居住面積和環境確實比五十年代好得多﹐雖然可以放得下書桌﹐但肯定跟一般人所理解的「奢侈」佔不上邊。例如﹕新和諧式公屋的二至三人單位﹐ 室內面積大約是 2 2 平方米 ﹐配予三或四人家庭的一睡房單位﹐室內面積也不過約 3 0 平方米﹐換成平方尺也不超過400尺(數字來源)。現在已踏入21世紀﹐香港在2013年的人均收入達295,701港元﹐如果還有人認為港府的公屋蓋得太「奢侈」﹐或者覺得將公屋只需蓋得像難民營便維持了貧困家庭的「基本的生活水平」﹐這將會令香港鬧出國際笑話。

教育與社會流動性
福利另一個重要作用﹐便是「授人以漁」﹐即是脫貧。要協助貧困家庭脫貧﹐單單令福利「基本的生活水平」是不夠的﹐還要讓他們享用一種沒它不會死的「奢侈品」﹐那就是教育。或者有些人會覺得這樣說很功利﹐不過資助教育確實有著增加社會的向上流動性(upawrd mobility)功能﹐尤其是現今的知識型社會裡﹐要解決跨代貧窮的問題﹐最有效的方法仍是投資教育。不論是教育學費的直接資助﹐興建圖書館﹑球場這類文娛康樂設備﹐抑或是健吾或者這位小妤很在意的那張書桌﹐或者社協為貧困戶爭取一個放得下書桌的家﹐其實都是在投資教育。事實上﹐即便任何一個經濟右翼﹐也不會否認投資教育乃是為社會培育人力資源﹑提高社會整體競爭力的不二法門。

結語
總括而言﹐作者小妤嘗試用經濟學角度去論證書桌不是「奢侈品」﹐在現今立場取代論述的網絡環境中﹐已屬難能可貴。可惜的是﹐社協爭取的主要是加快興建公屋的速度﹑加快安置貧困家庭上樓﹐讓他們擁有一個放得下書桌的家。此外﹐即使用作者的定義﹐將免費教育﹑公共房屋﹑圖書館﹑公園﹑乃至她和健吾最在意的書桌﹐全數納入「奢侈品」﹐又即使我們用最功利的角度去審視香港的福利網﹐為貧困家庭提供某這些「奢侈品」﹐其實也是符合投資回報的。

話又說回來﹐當作者在《熱血時報》批評社協幫助貧困戶爭取公屋之時﹐我想提醒一下她﹕跟熱血公民關係友好的黃毓民議員﹐曾在上年在立法會發言表示「公屋供應已經逼在眉捷」﹐要求政府加快尋找興建公屋用地﹐以及建議輪候公屋的貧窮家庭提供租金津貼﹐也曾多次建議政府每人派一萬元。按照作者的邏輯﹐若果社協是「剝削了他們親手爭取和實現夢想的機會」﹐請問黃毓民議員又是否「打從心底就把這些所謂出身貧窮家庭的人看扁了」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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